[71] 其实，孟子所说的良知也是一种情：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掌握了神创造世界的原型就能修正人的行为及其人与世界的关系[⑩]。那么，在牟宗三的新外王说上，这个通过曲通而使科学民主成为可能的转折将如何发生呢？那便是由理性的运用表现转化出理性的架构表现。
【内容提要】本文在概述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就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方法论、灵知主义特征及其对儒家思想传统的遮蔽与扭曲展开批判。能够藏住和沉淀前七识的有染种，进而获得清净，亦如浑水通过沉淀显出清亮。他们会把秩序理解为在个体之间基于自由意志而不得不彼此承担不侵害义务而达成妥协的公共性。五峰先生可以讲仁者，天地之心也，但仍然还讲万物生于天，万事宰于心。按照这个划分，纵贯纵讲的儒家自然是正教，道家和佛家是偏教。
假使从封建到郡县的周秦之变，使这种政治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因春秋战国的天下大乱及其秦的打天下坐天下而归于消失，那么，秦汉以后万世一系的皇权专制，即便可以说皇权压制了政治精英的制衡政治，但至少还是保留着皇权在政治天命观系统内与人民之间的政治对列关系，并受汤武革命传统的威慑性制约。如果说90年代西方知识界的世纪末反思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理解，激发了那些以研习和贩卖西方思想自重的中国学人开始倡导中国传统在西方困境下的意义，而且，看起来，西方政治社会的主流思想家，并非就是把现代性理解成脱离一个社会自身传统的简单外部移植及其理性构造的自负。其二，无论是能够自明其明德的上之人，还是需要借助教化明德的下之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使民新。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其对朱子注解新民的传承和创新。比较而言，对于《大学》的研究，汉唐思想家训诂注疏多而义理阐发少，北宋思想家在坚持训诂的基础上更为注重阐发义理。（《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据此分析，新民的新字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从性质上看，新意味着革故鼎新，这是针对新民需要祛除旧污而言。人人都有明德，这是包括民在内的所有人之所以能明明德的逻辑前提。
因此，朱子改亲民为新民是有充分依据的。王阳明认为朱子改亲民为新民是偏了，不仅因为作新民之新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子这一做法违背了传统道德精神之意旨，忽略了养民这一重要维度。
朱子之前的思想家对《大学》的诠释，一定意义上都是朱子《大学章句》的源头活水，自然也是朱子诠释新民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如是，明明德以及与之本质关联的新民便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难以完成自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决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所以，朱子改亲民为新民绝不是基于己意轻改，而是虑而后的得。
对于民来说，是他新还是自新，是上之人的教化让自己成为新的民，还是自己通过自新的方式使自己成为新的民?或者这种理解更具合理性，即：作为上之人的君师或曰圣人通过教化引导是外因，民要像圣人一样通过修养工夫而自新的方式成为新民。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同时也受到了王阳明的批判。有鉴于此，我们不妨以朱子设定的目的为观照，来考察他注解新民的现实意义。由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的是：新民到底是什么意思?通过教化使民成为新民，还是民通过自新成为新民。
4 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文史哲》2007年第2期。（《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这句话表明自新与新民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止于至善。
从词性上讲，新是动词。朱子认为程子处之者亦已审矣（《大学或问》，第510页）是正确的，所以朱子才认同此观点并据此改亲民为新民，并进一步作了阐释发挥。
按照朱子的说法，人人本有明德，而且这个固有的明德可能会被气质所拘或人欲所蔽，但始终会保持固有之性，如明镜不会因沾染泥污而失去光明之性，而且只要条件具备就能实现明明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比如，在新民的实现路径和方法上，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欲吾国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从《大学》到《大学章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凝结了两汉、唐宋等诸多思想家的思想精华，朱子是集大成者。朱子认为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尽其兴起之善心。（《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89页）也就是说，无论是明德还是新民，都必须坚持努力，只是要常常如此，无间断也，否则便不能接续，则前日所新者也会间断颓废了（《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89页）。
而对于处于下之位的民而言，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然也会努力通过自新的方式发展自身。如专利于上，急征横敛，民不得以自养，我这里虽能兴起其善心，济甚事!若此类，皆是不能絜矩。
在朱子看来，政是治之具，刑是辅治之法，政刑能使民远罪（《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则明德者，所以自新也。
梁启超阐述的两重新之义不仅具有知识论意义，阐明了新的含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新民说的核心要义。新民，不只是略略新得便休，须是要止于极至处（《朱子语类》卷十四，第331页）。
第二，改亲民为新民是有依据的，所依据的程子关于亲当作新解的判断是可靠的。其四，从目标指向角度看，新民和明明德都是以使国家其命维新为现实追求和以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盖自天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朱子说：今吾既幸有以子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极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
朱子亲民之道不仅体现在其理学思想中，也直接表现在他爱民如伤、视民如子的为人处世和为学为官的生命实践中。朱子认为，在絜矩之道的基础上还需要齐之以礼，因为民所兴者深浅不一。
朱子的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改亲民为新民不是以己意轻改经文，而是经过考证的。现在看来，朱子注解新民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阐释，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次问题向度的转换。
朱子说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此意义而言，朱子诠释新民，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书而注经，而是为了帮助后学掌握经典的本真义理，明白新民的精髓要义和实现路径。
比较而言，朱子注解新民做法创新多，王阳明坚持亲民做法守正多。本文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王阳明亲民说和梁启超新民说，考察二者与朱子新民思想的内在关联，以期从正反两个方面较为整全性地展现朱子注解新民的理论影响。程颐更是将《大学》提到了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1的地位，将之与《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他提出亲民本为新民的论断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朱子诠释新民的重要依傍和直接理论来源。然则虽有彼此之间，其为欲明之德，则彼此无不同也。
关键在于，作为下之人的民能否完全依靠自己实现明明德呢?在朱子看来，民自身难以自主实现自明其德，有的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明德被物欲所昏蔽。当然，王阳明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大学》文本考察和义理分析基础上的，所以和朱子注解新民一样影响深远，为后世顾应祥、陈龙正、胡渭、徐复观、牟宗三等学者承继和发展。
在朱子看来，无论是上之人还是下之人，在新民的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努力达至止于至善的理想境地。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赋予新民以可能性。
朱子注解新民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民的实现需要上之人与下之人共同努力，综合运用絜矩之道齐之以礼齐之以刑，始终坚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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